周末回老家舒城，特意去了一趟位于春秋乡枫香树村的文翁纪念馆。

文翁，名党，字仲翁，西汉庐江郡舒县人（今安徽舒城县春秋乡文家冲）。他生于一个并非显赫但重视耕读的家庭。少年文翁便胸怀向学之志，远赴长安刻苦攻读。学成后，他从基层的郡县小吏做起。西汉的“察举制”为地方人才提供了上升通道。文翁凭借其才干、学识和德行，在察举中逐渐崭露头角，积累了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。汉景帝末年（公元前141年左右），他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——被任命为蜀郡太守，肩负起治理这片“天府之国”的重任。

彼时的蜀郡（核心区域即今成都平原），虽经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后成为富庶之地，但因地处西南边陲，与中原文化核心区相对隔绝。在文翁这位深受中原儒家文化熏陶的太守眼中，蜀地民风虽淳朴勤劳，却仍显“辟陋”，带有“蛮夷之风”。作为一位心怀仁爱、笃信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”的儒者，文翁深刻认识到，真正的长治久安，在于开启民智，移风易俗，以文化的力量浸润人心。于是，一场影响深远的“文翁化蜀”运动拉开了序幕。

他的第一项创举，是选拔英才赴京深造。他从郡县小吏中慧眼识珠，挑出张叔等十余名资质聪颖、敏而好学的青年，亲自勉励训导，将他们送往京师太学，拜在博士门下研习儒家经典或国家律令。几年寒窗，这批蜀地学子不负厚望，学成而归。文翁大胆任用，委以要职，并不断考察提拔，其中佼佼者竟官至郡守、刺史，成为治理一方的栋梁。这种选派有实践基础的基层人才赴最高学府深造的模式，堪称古代干部培养的创举。

但这远非终点。文翁深知，零星选派无法满足改变一郡风气的根本需求，必须建立本土化、制度化的教育根基。于是，他在成都城中大兴土木，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地方政府兴办的官学——学宫（因其以石料修筑主体，后世尊称“文翁石室”）。他面向全郡，特别是文化更为落后的属县，招收优秀青年为“学官弟子”，并给予他们免除徭役的优待。学成之后，成绩最优者补充郡县官吏队伍，次者则担任“孝弟力田”这类负责基层德化与农事督导的乡官。

文翁对学宫倾注心血。他常选拔优秀学生随侍左右见习政事。每逢巡视属县，必特意挑选通晓经典、品行端方的学宫弟子随行，让他们参与传达政令、处理公务，出入府衙。各县官吏百姓目睹这些学子如此受器重，无不引以为荣。风气所及，争入官学竟成潮流，蜀地文风由此蒸蒸日上，赴京师求学的蜀中子弟数量，竟能与文化底蕴深厚的齐鲁大地比肩。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期，朝廷充分肯定文翁兴学的成功经验，诏令全国郡国皆立学官——地方官办教育体系由此正式确立.

文翁对蜀地的贡献不止于文教。他的另一项重大功绩是水利建设。据《都江堰水利述要》等史料记载，文翁在任期间，亲自主持并率领百姓“穿湔江口，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顷”。湔江是岷江支流，文翁主持开凿（或大规模疏浚拓展）湔江灌渠，将都江堰灌区向成都平原东北部（今彭州、广汉一带）大大扩展。这是有明确历史记载的、继李冰之后第一位成功大规模拓展都江堰灌区效益的地方官员。

水利兴则仓廪实。物质丰饶与精神教化并举，文翁展现了一位杰出地方治理者全面而深远的战略眼光。

文翁最终逝于蜀地。蜀中官民感念其德，为他修建祠堂，岁岁祭祀不绝。班固在《汉书》中精辟总结：“至今巴蜀好文雅，文翁之化也。”

文翁留给后世最直观、最震撼的遗产，莫过于他所创办的文翁石室，这不仅是中国，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第一所连续办学、未曾迁址、从未中断的地方官办学校。从汉景帝后元三年（公元前143年）肇始，这座学宫穿越了两千多年时光，至今弦歌不辍，化身成为著名的成都石室中学，成为人类教育史上一个活的传奇，是中华文明重视教育、文脉绵延的生动象征。

历代文人墨客寻访石室旧址，无不感慨万千。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寻访时感叹“良哉二千石，江汉表遗灵”；岑参则怅惘于“文公不可见，空使蜀人传”。明人裴钘《题文翁石室》诗中描绘的“古柏尚留今日翠，高岷犹蔼旧时青”，正是石室精神长存的写照。纵然朝代更迭，校名几易，从“文学精舍”到“锦江书院”，再到“成都府师范学堂”“成都府中学堂”，直至今日“石室中学”，其教化育人的核心使命始终如一，薪火相传。